顾海良: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

2013-09-05 00:00:00  点击: 次  作者:  编辑:  来源:

作者:顾海良 来自:《思想教育研究》

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传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先进文化”。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再次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培育大学精神”,表明了国家对大学文化建设与大学精神培育的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处于民族文化的前沿地位,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的精髓与核心。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大学功能的拓展,大学精神也相应地发生改变。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建设应该如何推进?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顾海良教授。

记者:诚如您多次提到的那样,要理解什么是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首先要有正确的分析思路。我们应该从怎样的思路或分析路径出发,来把握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

顾海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把思路倒推一下,从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谈起。在这里,首先需要把制度与体制作区分,制度作为大学里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影响着体制,同时二者又有所不同。即便是两所制度相同的大学,体制也可能存在极大的差异,所以世界上很难找到两所体制上完全一样的大学,各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体制。理解制度与体制的区别,是我们理解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出发点。

那么,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又由什么构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关键之一就是硬件,这个硬件指的就是大学的功能及其实现程度。关键之二就是软件,指的是与大学功能相对应的大学精神构成。对于这一问题,国外高等教育经济学的理解是有启发的。高等教育经济学在考察大学教育服务产品价值时,一般认为,教育服务产品价值的大小由三个决定性因素构成:一是大学能够提供知识的系统性、完备性和前沿性,这是我们通常讲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二是大学精神,即校园文化如何;三是校友资源,以已经离开校园的校友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一种教育意义、一种促使在校师生奋进的力量。对于大学教育服务产品价值来讲,假如以上三点可以成立,那么,后面两点就可以归到大学精神的范围。

大学精神与大学功能又共同缔造了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大学的功能,再通过一系列环节间接地决定了大学精神;大学功能则直接地决定了大学精神。在这里,不仅大学功能和大学精神是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基础,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可能直接地对现代大学的制度和体制产生影响。

以上是我们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基本思路。说得通俗一点,即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大学的根本基础,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是大学的基本构件,二者又共同构成了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我们需要从经济社会的发展来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从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综合来理解现代大学的制度与体制。这不仅是理解大学功能与大学精神的基本思路,也是一种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

记者:对于什么是大学功能,有人认为主要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大学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针对不同的声音,请谈谈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顾海良:前面谈到,大学功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我首先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大学功能的沿革作一个简要的划分。

一般认为,大学功能的沿革主要有三个划分标志:一是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二是19世纪80年代,由化学、力学、电磁学等发展引起的科学革命;三是20世纪40年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应地,大学功能的发展也分为三个阶段:1760年以前,大学是生产力功能的古典大学,大学的功能主要是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通过知识传承得以实现。在这个阶段,由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还没有独立出来,数学和天文学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学科也还处在雏形。因此,大学中的知识传承主要是人文知识的传承,特别是宗教文化知识的传承。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人文知识传承占据了学校的主体,而知识传承的目的是人才培养。

但是,这种状况在工业革命后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化学等学科开始独立,并逐渐自成体系,作为独立门类的科学开始进入大学。1880年以后,德国洪堡大学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创了大学功能的新境界。至此,大学功能不仅有知识传承,还加入了科学研究的元素。在工业、技术等进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洪堡大学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洪堡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这使得科学研究在大学功能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显著。同时,科学研究又推动了电学与电磁学的发明,解决了电的储藏与输送问题,使得电学成为新的动力能源,极大地推动了第二次科学革命。

由此,科学研究的力量就彰显出来,洪堡精神也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大学广泛传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1880年到1920年间,很多美国留学德国的“德归派”,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个阶段以前,美国大学按英国大学的模式复制,主要是人才培养加上知识传承,但“德归派”把德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带到了美国,使得1880年到1920年成为美国大学的重要转型期。与洪堡科学研究基于科学体系本身的研究不同,由“德归派”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面向社会现实,在大企业、大农场中寻找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同样是科学研究,洪堡的科学研究是从科学的学科体系中找课题,比如化学、物理学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而美国的科学研究是从社会发展的问题中找课题,这就产生出科学研究的新方向,也产生出科学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得以极大发挥,例如,一些需要开发研究的大型辛迪加、托拉斯,开始从大学中寻找解决工业实践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很多大型企业把研究所送给大学,以研究大型企业自身关心的课题。这一时期,大学功能不仅有科学研究,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出社会服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功能已经由人才培养拓展到知识传承、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在这四个功能中,又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为人才培养提供支撑力,同时,这四者合一,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功能的新起点。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西方的一些大学,特别是美国的大学,出现了第五种功能。在第五种功能中,又包含了三个引人注目的问题。一是“智库”建设。上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政府上台以后,十分重视美国大学的“智库”建设,即在美国的大学中建立研究所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智库”建设的最直接动力是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的上天,美国由此看到自身科学研究与苏联的差距,因而以大学“智库”的建设来进行弥补和追赶,这种“智库”在社会上就起到引领作用。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美国大学建立研究机构,为政府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二是“旋转门”制度。所谓“旋转门”制度,指大学的教授不仅做研究工作,而且还出任政府方针、政策的代言人。“旋转门”的一边,是这些大学教授经常在公众中进行解说,根据国内形势分析国际形势,根据现状对未来作出预测,并对即将要出台的政策以“放气球”的方式进行谈论;“旋转门”的另一边,是大学教授到政府部门中就职,以政府官员的身份行使公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萨默斯,萨默斯早年就被聘任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任教授职务以后,他又作为美国财政部部长服务于克林顿政府的整个时期。克林顿下台后不久,哈佛大学就聘用他为哈佛大学校长。这一事件促使美国大学的制度发生相应变化,即由此前不允许教授兼职的规定,变化为允许教授在政府任职两年的制度,也就是“旋转门”制度。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基辛格等等,都是“旋转门”制度的重要产物。三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中大量的媒体都希望大学教授能够作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中间人,对一些事件的变化作出解释,对一些社会的矛盾作出调解。这使得大学中出现了大量“公共知识分子”,同时,“公共知识分子”也成为大学教授的一种符号。从“智库”建设,到“旋转门”制度,再到“公共知识分子”出现,这三者实际上起到了文化引领的作用。所以,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引领的作用就被引入到大学功能中。

但是,不管大学功能如何变化,我认为都应该至始至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核心。人才培养既是大学功能的历史起点,也是大学功能的逻辑起点,而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都是围绕人才培养产生的辅助功能。所以大学功能是一个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在这里,我想到了马克思讲的一句话,这句话曾被千百次地引用过,不仅被马克思主义者引用,也被很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引用。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他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其他的一切生产都受到这种生产的“阳光的普照”,同时这种生产也是一种“特殊的以太”。所谓“以太”,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用语,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这种物质相当于古希腊的“原子”,也相当我们所说的“气”,即万物构成的根本要素。在大学的功能中,人才培养就是这种“普照的光”,就是这种“特殊的以太”,其他功能受到人才培养之光的普照,同时也要围绕人才培养展开。

因此,前面谈到大学的种种功能,都要有利于人才培养,假如不利于人才培养,只是为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而社会服务,那么就违背了大学功能的本意。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教师有一种“论文产业化”的倾向,即一有科学研究项目,就赶紧拿过来做,这实际上对人才培养没有什么意义,是一种违背大学功能本意的行为。因此,要理解大学功能的“普照之光”,要理解大学功能的“特殊的以太”,根本的就是围绕人才培养展开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而所有的这些功能都不能单独割裂开来,它们是一个内在统一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第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大学的根本功能和任务;第三,现代大学制度和体制的创新在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记者:从您的阐述中,我们理解了大学功能是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把握与大学功能相对应的大学精神?

顾海良:要理解这一问题很简单,既然大学功能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产生了知识传承、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引领等功能体系,那么,以大学的功能体系为承载就产生了大学精神。

1760年以前,古典大学以知识传承为背景的功能产生了人文精神,这时的大学精神就是单一的人文精神;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大学精神以科学研究,主要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背景产生了科学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社会服务的引入,社会担当精神成为大学精神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而现代大学所具备的文化引领功能,要求大学要有一种时代精神。所以,随着大学功能的变化,围绕以人才培养为基础,大学精神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与之相应,大学精神也是一个体系。

现在我们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就是把大学精神理解成为单一的人文精神,追忆大学曾经有的人文精神的辉煌,把人文精神等同于大学精神。这种等同不能叫做错,因为在科学还没有独立出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前,大学精神就是以人文精神为主体。但这种理解有其偏颇性,就是把一种系统化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割裂开来,把现代大学以及与现代大学功能相联系的精神单一成为了古典大学单一功能基础上的单一大学精神。事实上,现代大学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我们说大学学风建设,不仅包括人文精神建设,也包括科学精神建设。我们说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可以通过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得以实现,反之,如果一个大学生没有接受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教育,不能掌握社会担当精神和时代精神,那么这个学生也不能说是全面发展的。我们说人的全面性,是和社会性、时代性紧密联系的,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结晶和产物。所以我们现在谈大学精神,应该将其看作一个体系,不能割裂开来看,更不能以古典大学的人文精神来取代现代大学的大学精神。

由此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文化结晶。第二,大学精神是高校自立自信自觉自强的软实力。大学的自立自信自觉和自强固然要靠我们大学功能的发挥,但是,大学精神与大学功能是紧密联系的,是辩证统一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软实力的体现,特别体现在大学的自立自信自觉和自强上。一所有着丰富内涵的大学的大学精神,没有必要造假,因为她很自信;也没有必要为了一时的功利牺牲大学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因为大学精神塑造了这个大学的自立和自觉,进而大学的自强也得以发挥。世界上没有一所丧失了大学精神的大学能够成为一所自强的大学,我们只看到大学精神铸就了大学的自强品格。第三,大学精神培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内涵。如何把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社会担当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人才培养中贯彻下去,使之能够真正融入学生培养的过程和环节之中,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能只重视单一地讲人文精神,还要重视讲科学精神、社会担当精神、时代精神等等。第四,大学模式集中体现于大学功能和大学精神的特质。一所大学是什么模式?这个模式怎么体现?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功能的体现,二是大学精神的体现。我们国内各所大学都凝练了自己的校训,校训就是大学精神的一种体现,是实现中引导大学发展方向的无形力量。

记者:大学文化、大学文明、大学精神是几个相近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我们应该怎样对这几个概念进行把握?大学文化建设又应该如何推进?

顾海良:我们讲要高度重视大学的文化建设,那么,大学文化建设怎么进行?这首先需要对文化的内涵进行把握。文化有着十分广泛的内涵,虽然就文化本身来讲,并不表明先进性或落后性,但文化中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讲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保留下来,要把文化中糟粕的东西去掉,而不能笼统地讲大学文化建设,更不能把大学里存在的所有文化现象都加以认可、加以肯定、加以褒扬。先进的文化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存在,一些庸俗的、媚俗的文化也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存在,大学里的教育工作者是把校园里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当成是先进文化将其提升,还是有选择性地提升反映时代先进性的文化?现在有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就是我们大学校园里一些媚俗的、庸俗的文化现象,被我们的教师,甚至被我们的学校领导在“提升”,成为这个大学的文化特质,成为这个大学的文化“精华”。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深思。一个大学的领导、大学的校长、教师应该担当的责任是将先进文化加以弘扬,使之成为大学中能够得以凝固下来的文化现象。这种凝固下来的,去掉了媚俗、庸俗成分的先进文化现象,就是我们所讲的文明。而在文明中长年得以保留的、被大家所认可的、又具有凝聚力的东西,就是大学精神。简单地说,将大学文化中健康的、积极的和庸俗的、不良的现象加以甄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成为了校园文明;文明中反映整个时代特质的,反映我们大学文化先进性的内容就是精神,这种精神如果得以继承下来,就成为了大学精神。所以我们讲的大学精神,指的就是大学先进文化中得以凝固和继承的部分。在这里,需要引起特别重视的一点是,文化建设不能不明不白地接受校园中存在的所有文化,尤其不能无条件地接受流行文化。因为流行的不一定是先进的,流行的不一定能成为精神,这正如流行性感冒不是积极的,反而是消极的那样。

由此,我得出这样四点结论:第一,推进大学文化建设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这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要接受,但不是无原则地接收,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大学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有机体,社会上的一些没落文化也可能从各方面潜入校园。第二,加强校园文明建设是高校师生员工共同的责任。这一点需要强**师的作用,一个教师如果讲文明,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文明的重视程度也会相应提高。第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大学的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是大学精神。第四,大学精神是大学历史文化、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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